葛浩文英译本《狼图腾》的影响因素与主体性

 应用语言学     |     by 艾维学术     |      2018-12-07 13:23

  关于译者主体性,查明建等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由于文学翻译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政策文献、法律文献翻译、外宣翻译、经贸商务等翻译,必须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和适当的美学标准,才能给受众以愉悦的阅读享受。但审美本身具有主观性,审美的主体不同,对美的鉴赏结果也不同,因此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试图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源文本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阐释和建构,抑或通过转述 (paraphrase) ,抑或通过改写(rewriting) ,以期呈现给受众一定的审美效果和艺术价值。译著主体性具体表现为: 对源文本、译入语读者、翻译策略等进行选择,以及对译入语的词语、句子、段落和篇章进行具体选择,有取有舍,有详有略。于是,译者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源文本的资深读者、诠释者,也是源文本的执行者、传播者,在一定程度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主要”地位,而并非幕后的、隐形的无名英雄。杨武能(1987) 说到,“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亦是作家、翻译家和读者; 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所倡导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是翻译研究中一次革命似的范式转换。

  勒菲弗尔(2004) 的“改写论”(theory of rewri-ting) 即“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最直接的理论基础,以他为代表的操控学派开始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

  所谓的改写,也是操控(manipulation) (Bass-nett,1992: vii; Hermans 1985; Susan Bassnett & AndreLefevere, 2001; Gentzler, 2004; Munday,2001) 。无论出于何种意图,都反映了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的操控,都以服务于某一特定社会及群体为目的。改写理论提出了影响译者操控的三个限制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勒菲弗尔的研究是以目标文本为中心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其所在社会环境的一种文化活动,该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翻译理念,极大地扩展了本学科的研究领域,逐渐成为西方翻译研究的主流。译者在诸多制控作用下参与种种改写活动。很明显,勒菲弗尔为改写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持,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可能和依据,从而译者主体性可以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合法地”体现出来。

  《狼图腾》是一部半自传史诗性著作,记录了作者姜戎在中国边境草原上的亲身经历。作为一部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小说,它的出现在中国引起巨大的轰动并引起了国外各大媒体的关注。迄今为止,该书的版权几乎覆盖了所有主要语种,已经出版英文版、法文版、意大利版等 26 种语言的版本。鉴于此,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以葛浩文大师翻译的《狼图腾》为研究对象,研究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该著作英译中各个方面的影响和操控。在翻译《狼图腾》时,葛浩文在多重主观、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也表现出了其主体性。

  一、译者主体性与外部制约

  Lefevere (2004) 认为,翻译实践是与一定的历史现实相联系的实践,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按照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对原文进行重新阐释的实践,它本质上是文化政治的实践。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表面上是翻译文字,其实质是译者在主客观因素的参与下,翻译以文字为载体的源文化和文学范式,他们对翻译什么、如何解读以及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译评标准等都是基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外部因素的考虑。译者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有意识的选择能力,在翻译活动中往往会表现出这样那样的主体性,从而对源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和再创造,实现其翻译目标,达到交际交流的目的。同时,在文学翻译中,每一位译者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具体的生活经验和经历、智力范式和认知模式,会对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做一定的平衡,胡庚申(2004) 认为,这样既要满足源文本文化文学输出的愿望,也要尽量满足译入语文化接受的需要,努力使自己的表达符合目标受众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对源文本进行适当的、创造性的改写,以实现“三维”转换: 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论”,改写主要受以下方面的限制: 一是意识形态方面,即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二是诗学方面的改写,即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写者往往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以达到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读者接受的目的。笔者认为,勒菲弗尔对翻译的理解是现实的,翻译表面上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而更是思想意识方面的交际、交流,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构建,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操控。

  二、诗学操纵和改写

  在诗学方面,勒菲弗尔认为,诗学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典型人物和情境、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 另一部分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角色的观念。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译者作为目标语文化群体中的一分子,其翻译活动必定受到所属文化传统诗学观的影响。

  西方的主流诗学对英译外来文学的要求是使读者读起来“似乎是读英文原著”。

  然而,译者在处理源文本时,往往有以下几种情况。

  

  由图 1 得知: 源文本到目标文本的过程,经历了译者的解读和加工,有 A - A - A、A - B - B 两种情况,其中,A - A -A 即译者完全理解了源文本,并忠实地按照解读转化了源文本的信息,且源文本与目标文本意义上等效。而 A - B - B是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有别于原作者,且按照自己的解读进行加工译出,也就是进行了改写。

  《狼图腾》表达了大草原上最根本的生态信仰与生态理念,它以知青为主要叙事者,惟妙惟肖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自由、平衡、生机勃勃的美丽画卷,展现了腾格里与生态万物的稳定与和谐。狼与狼性是这片草原上的主宰者,残酷的生存竞争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生存与死亡同在,使得草原这个大生态圈循环运行着,直到人的无节制破坏。一连串狼的故事激起读者对生态平衡的反思。该小说符合自然平衡这一诗学主题,也符合美国的生态批评主义主流和范式。下面,通过译例,看译者如何改写的。

  (1) 原文: 陈阵终于看清了这片边境草原美丽的处女地,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片处女草原了,美得让他几乎窒息,美得让他不忍再往前他进一步,连使他魂牵梦绕的哥萨克顿河草原都忘了。陈阵久久地拜伏在它的面前,也忘记了狼。

  眼前是一大片人迹罕至、方圆几十里的碧绿大盆地。盆地的东方是重重叠叠、一层一波的山浪,一直向大兴安岭的余脉涌去绿山青山、褐山赭山、蓝山紫山,推着青绿着蓝紫色的彩波向茫茫的远山泛去,与粉红的天际云海相汇。盆地的北西南三面,是浅碟状的宽大缓坡,从三面的山梁缓缓而下,草坡乡是被腾格里修剪过的草毯,整齐的草毯上还有一条条一片片蓝色、白色、黄色、粉色的山花图案,色条之间散点着其它各色野花,将大片色块色条衔接过渡的浑然天成。

  一条标准的蒙古草原小河,从盆地东南山谷里流出。小河一流到盆地底部的平地上,立即大幅度地扭捏起来,每一曲河弯河套,都弯成了马蹄形的小半圆或大半圆,犹如一个个开口的银圈。整条闪着银光的小河宛若一个个银耳环、银手镯和银项圈串起来的银嫁妆; 又像是远嫁到草原的森林蒙古姑娘,在欣赏草原美景,她忘掉了自己新嫁娘的身份,变成了一个贪玩的小姑娘,在最短的距离内绕行出最长的观光采花路线。河弯河套越绕越圆,越绕越长,最后注入盆地中央的一汪蓝湖。泉河清清,水面上流淌着朵朵白云。

  译文:

  At last Chen laid eyes on virgin grassland,possibly the lastof its kind in all of China,and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Spreadout before him was a dark green basin,dozens of square miles,with layers of mountain peaks to the east,all the way north to theGreat Xing’an range. Mountains of many colors — dark andlight green,brow,deep red,purple — rose in waves as far asone could see,to merge with an ocean of peak clouds. The basinwas surrounded by gentle sloping hills on three sides. The basinitself looked like a green carpet manicured by Tengger,patternsof blue,white,yellow,and pink mountain flowers formed aseamless patchwork of color.A stream flowed down from a mountain valley to the south-east,twisting and turning as soon as it entered the basin,eachhorseshoe twist like a silver band,the many bands lengtheningand curving until the stream drained into a blue lake in the cen-ter of the basin. Puffy while clouds floated atop the clear wa-ter.
  
  对大自然形象或者原生态的研究属于诗学中常见的样式和主题,这在美国传统文学中可见一斑,如处女地、荒原、沼泽地、伊甸园形象等,这些都是“美国文学呈现大自然的理论依据”。(李晓明,2007) 在上面的例子中,这一“中国最后一片处女草原”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简直美得让人窒息,让读者浮想联翩,但当这片天工之作被无知的人们肆意破坏后,他们肯定感到无比的惋惜。考虑到诗学,葛浩文用目标语给读者建构的处女地之美,让读者自觉不自觉地折服于大自然的馈赠,意识到保护自然平衡的重要性。但是省略了对“美得让他不忍再往前他仅一步,连使他魂牵梦绕的哥萨克顿河草原都忘了。陈阵久久地拜伏在它的面前,也忘记了狼”的翻译。试想,如果译者按照源文本字对字地翻译出来,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他们可能纳闷: “哥萨克顿河草原是什么样的景象”,那读者的注意力可能被打断或转移,无法完全沉浸在大草原原始美的享受中。译者还省略“余脉、彩波、人迹罕至”,把“重重叠叠、一层一波”等四字格的汉语翻译成了目标语中的简练的 layers。然后,一些修辞手法拟人、明喻等也省略了。考虑到目标文本的阅读习惯,译者还在句法上改写了最后一个句子。因此,译文省略了表达重复的部分,更改了修辞手段,重新调整了句序,比原文简练了,但对于目标文本的读者来说,意义更清晰了,更易读了,并且丝毫没有减弱源文本的美感,在一定程度上,译文取得了与源文本的等效传递。还有,由于英汉“句法层级标志殊异”。

  所以,原文的三段缩为英语的两段,这也是成功的改写。

  从美学角度,如刘宓庆所说,“中国人总是将美直观化、直觉化,使之融入生活,融入自然,尤其融入自我。”汉语注重景与人的互动性,注重主题意识,并且通常“主语话题化(topicalization) ,它是重意念、句子以意念为主轴展开而使句法隐含化的极重要的机制。”,这属于诗学中常见的文学手段。所以源文本有了“像是远嫁到草原的森林蒙古姑娘……忘掉了自己新嫁娘的身份……贪玩的小姑娘”。而现代西方美学认为“直观必须有理性、理智参与,主体也必须进行理性思维”。

  所以,译者在目标文本中,将草原的美进行了“加工”,即“改写”,用了更加理性直观的表述: Each hor-seshoe twist like a silver band … Puffy while clouds floated atopthe clear water.三、跨文化意识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操控。

  葛浩文强调,译者要克服对源文本的恐惧,否则,如果译者过于畏惧原文,他就会趋向于字对字翻译,但字对字翻译实在是翻译的天敌。(Lingenfelter,2006)译者在准确把握原文信息内容的基础上当好译文的“作者,即进行正确的译文表达。但是翻译中的译者并不是一般的读者和作者,而是带有明确翻译意图和实施翻译任务的读者和作者”。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翻译文学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它要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且不得与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背道而驰,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操纵在文化心态、接受习惯、政治意图、伦理道德等方面体现出来。

  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任何交际活动都有一定的交际目的。葛浩文的翻译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让西方了解 70 年代发生在中国蒙古草原的那段历史,让西方读者了解蒙古狼的故事。为达到这一目的,译者不惜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删减。

  他省略了各章节开头的按语以及后记,比如引自《汉书·匈奴传》“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引自宋代彭大雅《黑鞑事略》的“蒙古习惯法”: “其禁草生而创地者,遗火而焚草者,诛其家。”等。这些内容多为社科类的文言古训,不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省略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翻译这些内容对译者来说绝非易事。但更进一步讲,这样做是为了迎合西方现代小说一般无按语的特点,利于让西方读者接受。另外,这些省略的部分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关系不大,为保证译著的故事性和连贯性,符合西方读者的需求,译者选择在翻译时省略这些部分。

  其他删译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葛译本中仅第一章的内容就有多处删译。例如:

  (2) 原文:

  …… 也可能是陈阵忽然领受到了腾格里(天) 的精神抚爱,为他过早走失上天的灵魂,揉进了信心和定力。

  …… 蒙古狼,对他来说,决不是仅仅触及了他的灵魂、而是曾经击出了他灵魂的生物。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虚无却又坚固的东西,可能就是人们心灵中的崇拜物或原始图腾。

  …… 噢,花木兰是古时候汉人最出名的女将军。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留那些有助于情节发展的内容,而淘汰那些与故事的发展关联度不大的议论性描述。英语国家有自己的信仰即基督教或天主教,有本民族的传奇英雄如华盛顿、巴顿等,但没有“腾格里”,也没有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它们不符合英语国家的文化接受习惯和文化心态,删译既减少了可能打断故事情节的插入式介绍,又迎合了译入语读者的需求和爱好,从而保证让波澜起伏的故事紧扣心弦,更加小说化和故事化。

  在 The Writing Life 中,葛浩文(2002) 认为,大多数作者容忍译者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将他们的作品进行改写———无疑,这是翻译的本质。他意识到不可能做到一对一的对应,译文不可能是原文的复制品。例如:

  (3) 原文: 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黄河百害、吞没了无数农田和千万生命,而否认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看来“百害”和“母亲”可以并存,关键在于“百害的母亲”是否养育了这个民族,并支撑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应该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样得到尊重。

  译文:

  The Chinese would never deny that the Yellow River was thecradle of the Chinese race or that it was crucial to the survivaland development or their race even if it sometimes overflows itsbanks and swallows up acres of cropland and thousands of lives.The grasslanders’wolf totem deserved to be revered in the samemanner.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黄河孕育并哺育了浩瀚的中华文明,所以中国人习惯地称之为“母亲河”。但既然贵为“母亲”,怎么会“黄河百害、吞没了无数农田和千万生命”,如果过于忠实地翻译,势必给英语读者造成困惑和不解。索性,母亲河译为 the cradle of the Chinese race。删除了作者“百害、母亲”议论性的叙述,源文本的句法结构和逻辑都改变了,使得译文在达意方面更加简练和直接,因为中西方民族在思维、逻辑、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

  为了避免造成意义和信息沟通上的误解,译者不仅仅要注重语言的选择转换,更要注重源语所处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传递这一文化信息的桥梁作用。

  例如:

  (4) 原文:

  两年前陈阵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正是十一月下旬,额仑草原已是一片白雪皑皑……
  
  译文: Two years earlier,in late November,he had arrivedin the border region pasture as a production team member fromBeijing; snow covered the land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TheOlonbulag is located southwest of the Great Xing. an mountainrange,directly north of Beijing; it shares a border with OuterMongolia. Historically, it was the southern passage betweenManchuria and the Mongolian steppes,and,as such,the site ofbattles between a host of peoples and nomadic tribes,as well asa territory in which the potential struggles for dominance by nom-ads and farmers was ever present …
  
  译者用大段篇幅解释额仑草原。若单从语言转换层面看,无需增加如此长的篇幅解释,显然译者考虑到了跨文化的因素。提到额仑草原,本族语读者头脑中自然会浮现出辽阔悠远,“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壮观场面,自然会想到蒙古包。然而译入语读者因为没有这样的文化知识积淀,也没有如此的历史背景,反射到认知领域,他们也就没有这样深切的感触。但译者具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在翻译时,需要解释额仑草原的地理环境,历史上的战略地位以及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冲突的背景。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现故事所发生的地理位置,译者在译本开头附了一张地图。这些处理方法都有效克服了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从而保证了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

  看下面的译例:

  (5) 原文: 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全身都一定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带着从狼那里学来的勇猛、凶悍和智慧征战世界。世界历史上,突厥兵又凶猛又智慧,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中国以后,就很快打出一块新地盘,并慢慢站稳脚跟,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连蒙古人也没攻下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古老埃及,统一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大帝国,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垄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以强大的国立和武力压得西方百年抬不起头来。所有先进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西方森林狼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逼下深海,逼进了大洋,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狼。他们驾起西方古老的贸易船和海狼船,到外海大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结果无意中因祸得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抢得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以及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山,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抢得了第一船原始积累。结果,西方海狼壮大成世界上的大狼巨狼,资本狼,工业狼,科技狼,文化狼,在反攻东方,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狼,而那些东方农耕羊就更不在话下了。

  整个翻译过程中,“译作与读者的关系颇为重要,直接关涉到翻译功能的完成及翻译目的的实现”。

  西方读者对于蒙古时代对西方的占领这段历史,感受肯定不同于源文本的本族语读者,前者是被征服者,后者是征服者。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感受,译者对源文本中的上述划线部分几乎都省略了,仅仅轻描淡写到 Seeing those pelt up there reminds me ofthe Turkish flags gilded with wolf heads that ancient horsemencarried into battle…. With courage,ferocity and wisdom they’dlearned from those very wolves,to become the conquerors of theworld.
  
  这里的改写也是在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意识的前提下做出的。

  四、结 语

  译者将大量的文本信息经过集中处理后立体地呈现给目标受众,即经过改写,从而实现此类文本在目标受众中的预期交际目的和潜在文本功能。翻译的功能在于“为某一社会系统提供意义,而意义才是该系统进行评价和选择的标准”。

  翻译活动总是受制于各种约束力,尤其受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的约束,意识形态抑或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抑或是文化习惯、“赞助人”强加的,所以译作是译者平衡主客观因素的结晶,从而使翻译文学在特定的环境里产生特定的效用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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